从中国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医科大学，到浙江大学面积小但地处黄金位置的湖滨校区，再到拍出24.6亿的西湖地王——在高校合并扩张和因新校区建设负债的大背景下，高校纷纷以空间换资金，从位于城市中心的老校区中撤离。自古繁华的西湖边一块弹丸之地，已不再是摆放书桌的地方。

　　2006年1月6日，有“西湖 第一高楼”之称的原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实验楼被爆破。这座原本设计寿命100年的大楼，因为它所处土地的昂贵身价，在使用13年后提前倒塌。

　　炸掉大楼，是为了履行拍卖和约。这座大楼所在的浙大湖滨校区的使用权，已经卖给了香港的嘉里集团。按拍卖和约规定，2007年1月必须将湖滨校区平整地块。

　　湖滨校区被称为是西湖边的绝版地块。2005年10月进行拍卖。虽然一般的拍卖规则是每轮加价20万元，但从拍卖第二轮起，就已经以千万元为加价单位。经过102轮的举牌，湖滨地块以24.6亿的价格成交。

　　“这是意料之外的结果。”浙江大学前党委书记张浚生说。浙江大学和政府当初对这块土地价值的心理底线，是15亿，而市场对它的定价超出底价9.6亿。政府多年来经营城市土地的苦心终于得到回报,24.6亿的价格为西湖边的土地价值设定了一个新的底线。而浙大获得的17.6亿卖地款，使他们摆脱了因建设新校区而欠债十几亿的还贷风险。

　　浙医大“鸡窝里办大学”

　　这块被称为“西湖地王”的湖滨校区，即浙江医科大学所在地，位于杭州市湖滨路以东，延安路以西。

　　浙医大的前身是1912年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1952年与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两所学校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建校之初只有一个医疗系，后来逐年增加了药学系，卫生系，公共医学系张世勋曾经是这家学校的总务处长，后来调任基建处处长。他计算过，每增加一个学生，学校就要增加一系列设备。比如，一个学生就需要9～10张凳子。医科大学的院系扩张和土地面积的缩小成为一个尖锐的矛盾。张世勋曾抱怨学校领导说：“你们当‘英雄妈妈’，可苦了我们。”

　　为了应付办学规模的扩大，张世勋在学校内东挪西凑，见缝插针地造房子。

　　上世纪50年代，医大和中国银行合造了一个二层的储蓄营业厅，把学校的财务科，组织部等行政机构迁到了二层。

　　1979年，拆了二十几户民房和一半健身房，医大修了7层的6号楼，把解剖室和尸体库合并。

　　1983年，学校在庆春路和延安路的交界，修建了一栋4层的9号楼、把学校里的机修厂，幼儿园等原来的平房机构都装了进去。

　　这些楼房修建后，又为学校腾出一块2万多平方米的空地，1985年，学校开始修建那座只用了13年就炸掉的20层实验楼——3号楼。这块只有148亩的湖滨校园，原本已经很逼仄，被浙医大的人们称为是“鸡窝里办大学”，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它又经历一次次的侵蚀。

　　原本，这里地处西湖之滨， 城市规划对这一区域对西湖景观的影响有着严格的要求：建筑物限制在3～5层以内，高度不能超过15米，建筑密度只能达到50%。

　　这个规划要求曾一度保护了浙江医科大学的校园不被虎视眈眈的市场蚕食掉。据浙医大前校长陈昭典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一家商业机构看中了医科大学的一块地，学校开价400万/亩。香港公司斟酌良久，最终放弃了。“他们不是嫌土地价格高，而是因为政府对西湖边的土地开发有高度和密度的限定， 开发商获利空间要大打折扣。”陈昭典说。

　　但是，“以城市建设的名义，我们就无话可说了。”前医大副校长沈成芳说。上世纪50年代，政府决定将延安路从医科大学校园中穿过，直抵西湖边。这个改动侵占了医大的土地。

　　从80年代开始，杭州市建设秉承着“西湖是杭州的生命”的宗旨，打通西湖周边的交通和商业，学校正门面对的庆春路拓宽，医大的红墙又向后退了十几米。

　　城市道路的两次变化，将医大的校园从148亩缩小为108亩。作为对学校的补偿，市规划局将紧临的一块居民区划为医大的红线区。这块地上约有200户待拆迁的居民。

　　不管从医大“鸡窝里办学”的窘迫土地状况来看，还是这片土地在今天的商业价值来看，医大当年都该把这块地拿下。但是医大没钱。而且，医大也想不到去借钱。

　　沈成芳1984年任医大主管基建的副校长。他回忆，当时浙医大的经费很紧张，最低一年只有800万。最高一年的经费，也没有超过1200万。学校的经营还严格按照国家拨款进行开支，“从没听说过贷款，也没有负债。”曾经担任医科大学总务处长的张世勋说。

　　直至今天，医大的红线区依然还未拆迁。

　　那时的浙江医科大学，连一个400米的跑道都没有。在新的领导者眼里，它“还比不上一个中学，已经不是一个适合办学的地方了。”时任浙江大学合并筹备组组长的张浚生说。

学校欠债的开始

　　1998年，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四校合并，组成新浙大。自此之后，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高校合并。

　　当时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新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说：原有几个老校区都要保留，新浙大将利用新开发的网络，连接5个校区和6个附属医院。

　　但校领导们很快发现这只能是个权宜之计。合并前，浙大一年招收新生2000多人，合并后，浙大本科新生人数达到一年6000人。而且学校合并后，虽以浙大的名义统一招生，但是在学生和家长心目里，对不同的校区却有等级区分。有一次，华家池校区(原来的浙江农业大学)环境资源学院学生派出了四个分别来自东南西北的学生代表和张浚生对话，说我们考的是浙大，最后进的却是农大。

　　修建一个统一新生教学的新校区势在必行。这几乎是所有合并高校都要做的一个基本建设。同时也是高校负债经营的开始。自此，从不贷款，也从不负债的高校运营模式将开始改变。根据国家 审计署发布的数据，至2003年末，高校负债中，基本建设所占的比例高达82%。

　　从1999年开始，张浚生四处为建新校区找地。恰逢杭州市政府规划了城西生活示范区，要把城西，包括西溪湿地、西湖科技园等一起打造成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的新区。1999年，城西开发尚未启动，浙大新校区建在那里，无疑可以拉动整个新区发展。

　　市政府在城西给浙大规划了3100亩地，价格为17万～18万元/亩。但浙大并没有这么多的资金。于是利用银行贷款成为主要途径。对于这种方式，国家教委也表示大力支持。在浙大紫金港校区一期的买地款中，国家教委承诺，他们和浙江省政府，一人一半，为浙大的买地贷款贴息。

　　政府为高校和银行的结合牵线搭桥，高校一度被视为银行的优质贷款客户。浙江大学这种名校，自然得到银行的青睐。“现在有三家银行，每家银行给我们50亿的授信额度。”张浚生说。

　　但风险随之显现。据审计署审计数字：至2003年末，教育部等中央部门直属的清华、北大等18所高校负债72亿元。甚至因为高校负债无法偿还，拖垮建设企业的报道也频现报端。

　　2005年5月，国家审计局公布了对四城市高教园区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报告，其中包括浙大的紫金港校区。审计报告称，大学城的修建中，存在依赖银行贷款过重的情况，四市高教园区建设计划投资中的银行贷款占近三分之一，截至2003年底，实际取得银行贷款152.76亿元，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59.42%。

　　浙大为紫金港校区投入21亿左右，但政府承诺的贷款贴息并没有兑现，浙大每年还要为此负担银行利息6000万～7000万。“每年学校整体运营需要20亿左右。”浙江大学前党委书记张浚生说。“至今我们负债17个亿。其中紫金港校区的银行贷款约13亿。”

　　但学校扩大的规模并没有停止。后来杭州市政府又给浙大追加了3000亩用地，用做紫金港校区二期建设。

　　卖旧换新：高校的解套之法

　　张浚生并不担心学校因为基础建设而带来的财务风险。因为学校手里还有一笔潜力巨大的财富——地处黄金地段的老校区。

　　紧随高校负债而来的是高校的外迁风潮。卖掉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老校区，换取建设资金，是大部分负债高校的解套良方。

　　自2003年起，杭州市的高校纷纷迁往城外的高教园区。这些高校的旧址大多处于繁华的市区黄金地段，如文一路、天目山路等等。据统计，2003年出让的位于该市市区的中国计量学院、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地块等，其地块楼面价已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而浙江丝绸学院的楼面价达到7000元/平方米，成为当时高校土地拍卖的一个高峰。

　　浙江大学的几个老校区都位于城中心，自2003年起，向张浚生追着要地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也多次劝说浙大把几个老校区的地让出来，换取下沙高教区5万亩的3000亩地。

　　一直反对将高校集中的张浚生拒绝了政府的邀请。而且他认为，这也不是老校区应值的价钱。西湖边可供开发的用地极少，湖滨校区占地108亩，可算是绝版地。

　　去年10月的拍卖，浙江大学从拍卖地款中获得17.6亿元，足以抵偿浙大目前的17亿元的欠债。对新校区二期建设的资金，张浚生也胸有成竹。

　　浙大西溪校区占地400～500亩，地处杭州中心地带，如果置换，应该比湖滨校区获得更多资金。

　　2004年12月31日，杭州市委和学校联合举行会议，张浚生在会议上表达了他对浙大几个老校区的去留看法，除了湖滨校区和西溪校区可以用做置换外，其余三个校区是不能动的。“一是浙大本部——玉泉校区，非常完整，学术气氛好。而且还靠山。华家池校区不能动。这是浙大目前最老的校区，是浙大的文脉。从它算起，老浙大距今110周年了。六和塔旁边的之江校区也不能动。它面积小，在风景区里面，不能用做商业用途。”

　　但据杭州媒体报道，在2004年的“杭州市分区规划征询意见展”上，杭州市未来20年的全景图这样描述了“老浙大”几个校区的去留：西溪、湖滨、华家池等浙大校区将改作它用，市中心最终只保留一个玉泉老校区，浙大学生将陆续撤出这些老校区，迁往紫金港新校区。 (记者 陈晓）

事件：“西湖第一楼”炸出争议

    1月6日7时17分许，随着一声闷响，浙江杭州西子湖畔第一高楼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主楼成功爆破。这一高67米、22层的大楼轰然倒下。这座设计寿命100多年的“西湖第一高楼”，无力自我拯救过早“夭折”的厄运，它在倒下的刹那也绝不会思考：自己倒下了，是在为谁买单，是在为谁倒掉？

    设计寿命100多年，如今13年即“寿终正寝”？

    被炸3号楼原为浙江大学湖滨校区主教学楼，共22层，其中地下两层，高67米。此楼开始筹划于1985年，1993年正式交付使用，建筑面积21100平方米，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人民币。据了解，该大楼为国内第一高度“框筒楼”，楼结构为中间框架、两边为筒，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该楼较普通楼体更结实。”据该楼设计人员介绍，一般普通住宅楼允许荷载为每平方米150公斤，教室每平方米荷载200公斤，而该楼每平方米荷载可达400公斤，其荷载量可与很大的图书馆相当，“非常牢固”。

    该楼的被炸是因大楼所在地块已被出让，其出让价高达24.6亿元。而根据协议，出让方需在2007年1月底前把土地平整交付。

    “按照设计使用寿命，该楼至少可以使用100年。”到被爆破拆除时，才仅仅使用了13年，与建造时投入的资金和大楼的应有使用寿命相比，其遭遇让许多人感到惋惜。

    浙大校报在新闻中喜称，“竞拍的成功，将极大地推动我校新校区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同时部分缓解新校区建设的资金困难，对学校新一轮发展有重大意义。”好一个“重大意义”！“西湖第一高楼”的倒掉，原来肩负着“缓解资金困难”的重任，对于规模庞大的新校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了校方更快更好地建设新区新楼，“西湖第一高楼”就必须接受“西湖第一爆”，这是一座教学楼所能遭遇的最为可悲的命运。

    探源：“成功”爆破

    背后折射出什么？

    有关专家透露，我国房屋建筑使用寿命仅为设计寿命的一半。而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明确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到100年。建筑的“短命”，可谓劳民伤财，是对建筑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为什么在建筑技术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一些城市建筑却变得如此“短命”？说到底，这根源于地方政府城市发展理念的偏颇。一些地方领导盲目追求政绩，追求短期利益和表面形象，而在规划建设一些大型建筑时，缺乏专业的论证，全凭少数决策者“拍脑袋”，待下届领导上任，看着不顺眼就一声令下拆除。如此说建就建、想拆就拆，使城市建设陷入反复拆建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造成的浪费，埋单的往往是公共财政，却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别以为高楼大厦就是现代化”、“80年来洋专家做的规划无一成功”。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两院院士周干峙痛陈国内城市规划的十大难题，还指出国内不少城市规划和开发关系颠倒。

    周院士指出，随着政府对规划工作的重视，市长对规划方案的决策决定权越来越大，不仅城市规模、城市标准，连房屋建筑布局以至色彩都要由市长说了算，不少规划部门都感觉到规划起作用的方面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收益已成为市财政以及区财政的主要来源，不少城市开发的立项、标准、技术方案都以开发为主体，碰到规划有不同意见，就通过城市领导来贯彻实施，规划与开发的关系就这样颠倒过来了。周院士表示，“市长越位是中国特有的过渡时期的现象，而开发商可以决定性影响规划，意味着城市规划倾向企业和部门利益，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

 

    在国内建筑业，一股“比学赶超”的潮流正在众人心里热烈流淌。我国人均收入刚过1千美元，比起人均收入过万美元甚至数万美元的发达国家还相距甚远，但中国普通住宅的标准比发达国家还要高许多。同时，中国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至3倍。一些建筑界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可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建筑浪费国。特别是建筑的短命现象，大量处于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建筑被拆除。价值灭失，是建筑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更不符合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辨析：如何看待城市建筑“短命”现象

 

    一栋高楼大厦寿命的提前终结，可能会让后来的房地产商赚个盆满钵流，但对社会整体来讲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由此带来的建筑垃圾也将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这些都被城市日益膨胀的发展欲望淹没了

    首先，通观建筑专家们对建筑物短命原因所做的分析，建筑质量和规划设计是两个重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中，都贯穿着地方政府监管不到位、决策失误、盲目追求政绩等思想的影响。

 

    比如现在已被当作建筑质量负面典型的中国体育博物馆，这座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时兴建的纪念建筑，到2005年就已有85%以上的地板和墙体出现贯通性开裂，承重钢梁断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体育博物馆当年还曾获得过政府颁发的“特别鲁班奖”，有关部门对建筑质量的监管不严可见一斑。

 

    规划设计则更是与政府行为息息相关。由于不少地方政府某阶段的产业政策“短视”，在城市规划中不能充分考虑将来和长期发展，导致一边建一边拆的现象普遍，常常现在急于解决某问题盖的楼，没过几年就又成了解决下一个问题的拆除对象。浮躁、浪费、不科学的规划风格更是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观的直接体现，总希望在短期内就改变城市面貌，只求速度和表面形象，不注重建筑能耗和功效。“西湖第一楼”爆破后产生5000立方米渣土

 

    其次，与我国建筑实际寿命超短的现状相比，一些外国建筑则非常长寿。比如建筑平均寿命居世界首位的英国，建筑平均寿命可达132年，“百年老屋”随处可见。而英国的经验恰恰是不仅高度重视建筑质量，规划、设计也必须经过详细论证。同时英国还注意对建筑物的维护、加固和病害处理，以延长建筑使用年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再从城市本身的演化与兴衰来看，城市本就是一个因市场化而形成的公共聚居区，虽然城市演化的路径各不相同，城市形态都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专门处理公共事务的政府官员，其所作所为都直接涉及到每个市民的权利。

 

    但某种程度上，我们目前不少城市建筑的演化却还不是通过市场选择与公共选择的博弈来决定的，作为市民代理人的政府拥有着实质的权力。在把GDP作为政绩考核惟一标准的思路指引下，一些地方政府难免会以经营城市为借口，大兴房地产开发，对建筑规划缺乏科学设计、对建筑质量控制不力，而置节能、环保等公共利益于不顾。眼前经济利益的考虑淹没了我们应有的科学节约的城市经营理念。

 

    延长建筑寿命是一种最大的节约。如果更多的建筑能够完整地走完生命周期，而不是迅速进入生死轮回，如果我们的城市决策者能够更多考虑到整个城市的公共利益和长期效益，而非仅仅自己在任时经济数据的增长，我们会因此而拥有更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财富。

 

    网友心声：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这两天围绕第一高楼拆建的新闻始终刺激着我们。先是1月6日清晨，有西子湖畔第一高楼之称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被爆破拆除———此为拆。1月9日又有新闻传出，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将建设一栋300米的东北第一高楼———此为建。

 

    拆是因为商人，建还是因为商人；拆是为了赚取更大利润，建是为了吸引更大客商，理由似乎都够充分。可我想问，第一高楼的拆建是经过详细调研还只是领导一时头脑发热？如果只是头脑一时发热，那么无论拆建，其理由都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西湖第一高楼”到底该不该拆？据称，这幢高楼按照设计使用寿命，至少可以使用100年。现在呢，拆时一拍脑袋，多少财富被白白浪费！难怪有专家发出感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建筑最浪费国。

    荒唐的做法，往往源于头脑一时发热。“西湖第一高楼”拆建源于领导头脑发热，“东北第一高楼”决定建时，领导脑袋难道就清醒吗？若是清醒，试问咨询过多少专家，征询过多少民意？元人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建第一高楼何尝不是如此：建，百姓苦；拆，百姓苦。

    一座楼倒掉了也许不算什么，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掉。可是，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转型社会，瞬息万变、风起云涌的“拍脑袋”决策，不知让多少高楼一夜成为平地，不知让多少物质财富被白白浪费，更不知让多少人文景观消失殆尽？

 

    以后还是少花这些冤枉钱。当初建的时候就应该谨慎点，如今要拆也要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我们这些老百姓们已经够辛苦的了，怎经受得了这些折腾？从城市建设规划上的心中无数，可以看出城市建设规划人对国家与人民的三心二意。今日建说不定明日拆，反正不花他家自己的钱！这样的败家子我们还能用他来管事？事前说话没人理，现在说啥都是马后炮。只有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遏止短命建筑现象的发生。把钱用到社会服务上就好了。